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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德理情的疏导调解与法槌下的庄严审判

2014-7-13 11:52| 发布者: 普法网编辑| 查看: 2390| 评论: 0|原作者: 杨昌明|来自: 黎平县司法局孟彦司法所

摘要: 2011年,我从事基层司法所工作25年,用自己调解上千件案件的成功与失败经验进行总结,调解成功归功于“法、德、理、情”四个字,同时受宋代包公制三铡刀威震天下事例启发,想到封建衙门在升堂审理案事时“惊堂木”, ...

    2011年,从事基层司法所工作25年,用自己调解上千件案件的成功与失败经验进行总结调解成功归功于“法、 德、 理、情”四个字,同时受宋代包公制三铡刀威震天下事例启发,想到封建衙门在升堂审理案事时“惊堂木”,现代社会法庭审案使用的法槌,于是自制道具,制作“法、德、理、情”四字杯,在调解过程中,对当事人进行讲法律、讲道德、讲道理、讲感情,在温馨的喝茶环境化解矛盾,实现事息人和谐相处的一种新型调解教育方法此法得到贵州省司法厅、黔东南州司法局、县政府和县委政法委的充分肯定,目前正在全县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推广之中(贵州司法行政网《司法动态》)

    在工作实践中,我又不断丰富,由实践上升为理论,写了《用法、德、理、情,构筑调解工作理念的思考》(贵州普法网“工作研究”)。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法、德、理、情之下,法、德、理、情包含了所有的社会人际关系,几乎所有的案件都在法、德、理、情找到解决方案,由人民调解解决案件对当事人进行讲法律、讲道德、讲道理、讲感情的疏导化解矛盾,想到法庭审案使用的法槌,以庄严的仪式上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结合现实,对人民调解的地位及作用, 依法治国条件下诉讼调解的弊端,及新时期对人民调解的发展进行思考,用法、德、理、情,构筑调解工作理念探讨,求教于同仁、专家、学者,望不吝赐教。

 

一、对人民调解的地位作用

          (一)人民调解的历史、文化渊源

我国的人民调解,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调解”作为纠纷解决的一种方式。是由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由基层小吏的乡老、里正或家族、亲族主管调解辖区内的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发展起来的,具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并得到不断的延续运用和发展。我国的人民调解,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中国文化中自古就有讲协调、平衡、中庸、合一,排斥对立、差异的传统。这种传统思维在国人的大脑中沉淀至今,使人遇到纠纷或争端,自然而然甚至条件反射地寻求调和。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儒家学说,把“爱人”作为自己理论的重要原则,要求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得理饶人”,在人际关系中崇尚“礼之用,让为贤、和为贵”的处世哲学为调解提供了人文基础。这也是调解制度之所以长久流传的深厚历史积淀。“无讼”是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的理想目标,“在许多坚持社会理想的人们心目中,对证公堂是鄙下的,为君子所不耻。”

调解的生命之源还源于其他一些沉积于民间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国人历来诉讼意识淡漠,遇到权益纠纷,首先想到找人调停,很少想到法院诉讼,这使得便捷的调解制度成为群众欢迎的形式;其次,人们还保留着传统的“家丑不可外扬”心理,使人民调解得以盛行。中国古代,统治者主张“息讼”,老百姓“厌讼”,使大量的民间纠纷通过包括家族族长的定夺、亲戚朋友的化解解决。俗话说“一场官司十年仇”,如果诉讼法庭,对簿公堂,则被认为把家丑外扬了,法官的介入被认为是外人介入矛盾,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家庭、家族成员,往往难以接受。即便现在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矛盾,发生纠纷,习惯于自行解决,或通过单位领导做工作,或通过人民调解员调停,协商解决,也不愿诉诸法庭。此外,由于封建时代贪官污吏对百姓的长期欺压,百姓对官府总是充满着恐惧心理,如谚语如:“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也使得人们不愿到官衙去打官司,而更愿意去请民间办事公道的人出面调解,避免官衙、讼师的敲诈。久而久之,调解成为民间解决纠纷的一种习惯做法而保留至今。

人民调解是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产生的中华文明,是我们的本土资源,并且溶入了民间的社会意识形态。由于人民调解是自愿、合法和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前提进行调解,化解矛盾方便(无复杂的诉讼程序)、快捷(随时随地,田边、路傍,甚至在餐桌上都行)、经济(不收费),被西方为“东方之花”

(二)我国现在的人民调解制度及发展状况

我国现在的人民调解制度是古代的民间调解的传承和创造性转化。新中国确立了人民调解制度,1954年,《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的颁布实施,在1989年国务院颁布《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这进一步推动了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2011年,通过了《人民调解法》,以法律确立人民调解地位。我国人民调解组织在实践中目前主要有三种形式:1、人民调解委员会;2、联合调解委员会。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调委会组成的联合调解组织;3、专门调解组织。即针对专门的人群设立的调解组织,如集贸市场调委会、国家重点工程工地调委会等等。近年来 还成立了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一些县市成立矛盾调解中心(也有的称疑难矛盾纠纷调解中心等)。它是依据《宪法》、《民事诉讼法》、《人民调解法》规定调解民间纠纷的法定组织,它的主要任务一是调解民间纠纷;二是通过调解工作宣传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教育公民遵纪守法,尊重社会公德;三是向村(居)民委员会反映民间纠纷和调解工作的情况。其职责是依照社会公德、法律及乡规民约等对一些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进行调解(前提是当事人自愿),最终使当事人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据官方统计,截止2000年底我国已建立调解委员会963万个,共有调解人员844万人,在2000年度, 共调解各类民间纠纷502万件,调解成功476万件,成功率为94、8%;防止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自杀27万件,涉及36万人;防止因民间纠纷可能转化的刑事案件57万件,涉及137万人。我国民事纠纷调解与法院处理的比例是12:1(80年)。下面我用自己数据说明问题,笔者所在的孟彦镇司法所,全镇共有16个村,1个居民委员会,19000多人口,2009、2010、20112012年,2013年,年各人民调解委员会共调解案件分别是78件、83件、92件、8878件(孟彦镇司法所年报),而辖区法庭(坝寨法庭)受理的孟彦镇区域案件分别是8件、10件、9件9件(坝寨法庭提供),8件,法院所受理的案件是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十分之一左右,从以上看出人民调解组织把大量的纠纷化解在基层, 人民调解制度确实对家庭和睦、邻里团结起了积极作用,结出了丰厚果实。

(三)人民调解的优越性

人民调解有着独特的优越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对纠纷的调解,是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进行,调解是自愿的,调解者没有裁决权,完全是凭自己的知识、威望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因为是自愿的,调解协议也易履行;调解节省了诉讼费、律师费、交通、食宿、误工、执行费,更重要的是节省时间;调解相对于判决来说,调解可以在法、理、德、情上,对自己的权益进行互让互谅,促进团结。人民调解尊重当事人的权利,不因调解而阻止当事人依法通过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人民调解制度极大地节约了社会成本,减少诉讼。调解协议相对于判决书来说,更具有人情味。人民调解实现了法、德、理、情的高度统一,是多么的美妙啊! 

(四)人民调解与构建和谐社会理念天然一致

人民调解制度、原则,竟然与构建和谐社会所理念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巧夺天工,高度一致。1、“民主法治”,人民调解组织由选举产生,使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发扬,在调解工作中依法进行,宣传法律、法规和社会主义道德,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维护法律;2、“公平正义”,调解双方完全志愿,纠纷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当事人之间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3、“诚信友爱”,通过调解,在法的前提下,把德、理、情的高度融合,在权益上互谅互让,在人与人之间培育诚实守信,增进团结;4、“充满活力”,在调解工作中,调解组织者,当事人、及其其它调解参与人,都可以提出纠纷解决建议,解决纠纷方式不拘一格,当事人的愿望得到尊重,才智得到发挥;5、“安定有序”,通过调解,化干戈为玉帛,实现社会秩序良好,民群众安居乐业;6、“人与人,人自然和谐相处”通过调解,实现人与人和谐相处,进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正是人们对和谐社会的美好憧憬。

          (五)对人民调解重要性的再认识

调解工作成效举世公认,功不可没,然而在现实社会中往往被忽视,因为调解发生在凶杀前、械斗前,纠纷萌芽阶段,是事物的量变阶段,而且调解是平和的说服、疏导方法,工作一般处于隐性状态;而公安的侦查破案、检察院的检察、法院的审判是在凶杀后、械斗后,是纠纷发生的结果,是在事物质变阶段,处于显性状态,看得见,容易引起重视。加上我们共产党的政权是“枪杆里面出政权”,更重视专政机关的作用。比如一件损害赔偿纠纷,在纠纷排查是被发现,得到疏导;或者发生了纠纷,得到及时调解,化解了矛盾,社会就处于和谐状态;如果案件得不到解决,以致酿成凶案,后果就不甚设想了。这就需要公安机关侦查破案、追捕,检察院提起公诉,律师辩护、法院审判、监狱收监等一系列工作,侦查破案、追捕,公诉,审判、办案所需费用,监狱人犯管理费用,以及这些人员的薪金,国家就要为这一系列费用买单,同时给受害者、加害者双方及家庭的伤害,社会公众对安全的心理负担,都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在这里纵使是百战百胜的破案高手,也是《孙子兵法》所说: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了;如果案件得到化解,凶案没有发生,“不战而屈人之兵”,岂不是“善之善者也”。百战百胜的破案高手是英雄,善于调解纠纷的高手同样是英雄!在这里,如果我把纠纷比着头发,人民调解则是梳子,公、检、法则是剪刀,梳子得天天疏发,剪刀只有在头发乱了没法疏、或到该剪的时候才剪!人民调解把90%以上的纠纷化解于基层,消化于萌芽状态,是社会安定的基石

下面我用点资料来说明:CENTER调查结果显示, 2008年初美国监狱关押着230万犯人,大约1%的美国人在坐牢.这在全世界都是最高记录. 美国是全世界犯罪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口是15亿(原文如此) ,服刑人数大约150万,是1‰,而俄罗斯总人口是14500万,服刑人数为89万人.是0.6%,中国每年经法院审判的犯罪案件约有40余万件,刑事案件的年发案率为2‰左右,是世界上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我国是全世界主要国家犯罪人口比最少,发案率最低的国家,美国100个人就有1个人正在坐牢,无法想象。相对比之下我们生活在人间天堂里,2‰的发案率也昭示中国的确是太平盛世!

    这些当然与我国优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5000年的中华文明有关,这里同样有千千万万处于第一道防线的人民调解员的法制教育、道德教育、预防纠纷,化解纠纷的功绩!

(六)被忽悠的人民调解

但对于长期在基层从事人民调解的我,调解经费却令我困惑,调解员必须培训,培训经费在哪里?调解工作例会、纠纷排查经费在哪里?调解组织表彰经费在哪里?调解员误工补贴在哪里?有时候我想组织联席解决纠纷,但误工补贴,伙食补助在哪里?这些经费完全取决于司法所跟乡镇请示,因乡镇领导的看法和注意力不同而不同,处于无保障状态。在我地村级,财政保障有支书、村长、会计,连各组组长每年尚有500元补助。而且调解又不收费,难道调解组织是神仙,不食人间烟火?例如我镇芒岭村调解主任石本昌,村内大小事都找他解决,纠纷基本不出村,在化解村民内部矛盾,确确实实取得了成效,但调解纠纷没有任何报酬,司法所每次见到他们都觉得惭愧,无以回报。2013年,黔东南州委、州政府虽出台文件,规定每县调解经费不能少于20万元,但本县只停留在文件上。国家应拨出专项资金保证人民调解工作的正常开展,拨出专款发展人民调解制度,从外部条件方面保障人民调解制度的正常运作,不应该只在有关文件中作软性规定,让这枝“东方之花”没有养料而枯萎。

二、依法治国条件下诉讼调解的弊端

(一)人民法院的诉讼调解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

及《民事诉讼法》对诉讼调解的有关规定

在西方世界各国,是没有诉讼调解的,我国法院的诉讼调解,为我国特有。 是因我国缺乏法治传统,人民法院在创建之初,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不得不从传统中吸取人民调解精华,而且在法制没有健全的条件下产生的,这种“调解型”的诉讼模式从某种方面说是我国法制建设在历史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在一定时期内适用于我国民事纠纷的解决。但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制基本健全的今天考虑,已呈现诸多弊端。“调审分离”是时候了。 

我国现在的基层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是以调为主,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调解作了详尽规定,基本内容是:(1)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对于能够调解的案件,应当采用调解的方式结案;(2)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 (3)调解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各个阶段。只要是能够调解的案件,人民法院都可以进行调解;(4)调解和判决都是人民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调解以判决作后盾,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但基层人民法院更乐意调解,这是因为调解是当事人达成协议,容易执行,解决法院“执行难”问题;二是调解不能上诉,提出审判监督程序也很困难,一般也没有错案责任追究,调解是基层法院的首选。我国基层法院基本上是把调解率作为法官、法庭的绩。

诉讼调解的弊端

在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中,法官担任着调解人和裁决者的双重角色 当事人即使不愿进行调解,一般最终还是接受,毕竟现在的调解者就是将来的裁判者,若不选择调解,可能会得到比调解更不利的判决结果。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经常会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向当事人施加压力,促使调解成功。这样就容易产生强制合意,在这种因素下达成的协议虽然也是当事人同意的, 但并非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体现,无法真实的反映当事人的自愿原则。表现在:(1)在压制调解和久调解不结的情况下,使得调解的息诉、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发生变化,演变为法官任意利用诉讼程序损害当事人权益的工具。(2)限制了当事人权利的行使。在诉讼当事人并非自愿基础上达成的调解协议,只有牺牲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法官通过种种方式促使当事人接受调解协议,即使当事人感到权益受到损害,但他无法通过上诉途径得到救济。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在受到侵害的同时,诉讼权利也受到限制。在实践中没有那个法官能把握每一个案件都有可能调解,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对所有案件都主动介入进行调解,使法官处于一个积极、主动的地位,对法官消极、中立、被动的地位弃之一边; 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 也就是说调解不要求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只要当事人之间直接、自行和解后由法院进行确认即可,这就为当事人之间恶意和解、损害案外第三人利益提供了可能。其次,在自愿原则的支配下,当事人可在诉讼任何阶段提出要求调解,一旦进入调解程序,势必将中断原来的诉讼活动,这样调解程序的任意启动,导致案件的诉讼程序缺乏连贯性,给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负面的影响。 

人民法院的审判调解制度,法官处理案件既当调解员又当裁判员,一身二任,导致审判权力膨胀,角色越位了,使得诉讼调解超越了当事人自愿的底线,也超出了法律的容忍界线,成了法官利用潜在的强制权去寻租,从中获得非法利益。如果法官从一方得到好处,你不同意调解,法官不判,长时间拖着你,累死你;你不同意调解,法官判决肯定不利于你,当事人不得不接受不公平的调解。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案件,达成的协议,是当事人自觉履行,基本不存在执行难问题,但人民法院调解的调解协议,也存在执行难问题,这也正是强制合意的结果。

诉讼调解有损于法律的公平正义

法律的公平正义在于保护弱者,弱者的权益受损害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解决而寻求法律上的救济,强势的一方运用诉讼调解对弱势进行打压,使得弱势的一方在法官和强势一方的双重压力下,不得不让步。如果不让步,法官说:“判决对你不利”;如果不让步,对方说“我将不予赔偿”。也就不得不“同意”了,法律的所有规定可以弃之一边,法律的公平正义弃之一边,只要“同意”,就案结事了。法院的调解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强者的天堂,弱者也只能“同意”了,穷人莫告状。

(四)人民法院的调解制度已成为人民调解发展障碍

前次我拿一件调解不成功的案子起诉到法院,法官对我说:“肉被你吃了,骨头给我们啃啊”,极不情愿地接下案子,相信和我一样的从事调解工作的乡镇司法所工作的同志感同身受。人民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最终维护者,不得不受理了案件,但案件是经过乡镇调解委员会或司法所调解了,调解不成功才通过诉讼解决的,法院调解当然不容易,要判决法官当然不乐意了。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如有违背法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纠正。但作为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组织之一的基层人民法院,他愿意人民调解组织发挥作用吗?人民调解组织把能够调解的案件都调解去了,到法院的也是骨头货,对于以案件件数和调解率作为法官业绩和各项经费挂钩的基层法庭 让调解组织发挥作用他们的案件件数就减少,调解率也会降低,所以他们会尽量限制人民调解委员会发挥作用,这是人性使然,所以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法院往往是鸡蛋找骨头,另辟溪径提出新的调解方案,使调解协议归为无效,使基层调解组织威信尽失。在人民调解发挥得好的地方,人民调解与法院分庭抗礼,法院的案件少,调解率也低最高人民法院从社会稳定大局出发,对于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的调解协议法律效力规定可以依法予以审查,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侵害国家、社会、他人的合法权益,就可以确认其有效。各地高级法院、中级法院也都与地方司法厅局制定一些工作联动性规定,内容基本上是调解协议书法律效力确认。但以我26的从事在乡镇人民调解委会指导工作实践,没有1件经过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由法院来确认的,全国各地相信也很少。这正是上级法院所希望调解组织发挥作用愿望,与基层法庭追求的案件件数和调解率相背所至。现在调解组织面临没有经费保障的困境,我想应该是负有指导人民工作的基层人民法院不作为,同时对纠纷的处理,政府一般认为是法院的事,很少主动关心所至。

 调审分离是实现法律公平正义,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

诉讼调解是在我国法制不健全,民间没有法制传统而与人民调解“亲密接触”,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发展在我国改革开放后,长时间的法制建设,群众法律意识不断增强,贯彻依法治国方略之后应该是“分道扬镳”。要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首先要保证法律的神圣与威严法律至上,就必须让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依法宣告谁的利益将受到法律的保护及谁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这是依法治国的要求,人民法院是向人们宣告法律、公正司法的场所,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关卡,法官的天职就是维护国家法律的神圣与威严。法院作为国家机器,应尽少使用,才有威严,让更多的案件让人民调解民间组织来完成。有了专门维护法律的神圣与威严为职的法官后,国家的法律权威才真正树立,作为人民调解力量之源的法律,才为人民所相信,法律无情,而不需要法官在法律权利上动员当事人去年妥协让步调解是当事人妥协让步,自愿处分民事权利的行为,应属私法的“意识自治”,应由人民调解组织来实现,成为一种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也可成为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作为西方的法制文明,也应该值得我们借鉴。

法槌“马锡五审判方式”后结束使用的,在2002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正式文件,规定从2002年6月1日起,全国法院统一使用法槌。身着法袍的法官在隔了半世纪再次在中国的庄严的法庭上响起,向人们传达法律的神圣与威严,公平正义理念,是依法治国的呼唤。法院的诉讼调解也曾经被颂为“东方经验”,但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就必须结束,就像《蒙娜丽莎》并不因其绝美而适宜挂在法庭的墙上一样。 

     三、新时期对人民调解的发展进行思考

调审分离后,我国的民事诉讼当然要重新架构,这里由法学家研究,法院只需设到县级,乡镇法庭就不必要了,节省了国家资源。法院组织机构虽然减少,但作为维护国家法律的威严机构, 其权威性相应也得到加强

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要建设法治中国,要维护法律的统一和尊严,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如果诉讼调解制度没有分离,法律在人们心里的威严会大打折扣,依法治国永远是空话。 

   人民调解历经沧桑,在调审分离后,在法制现代化下,应该有新的发展。我国的人民调解,现在是在村(居)民委员基本普遍设立,乡镇、街道也普遍建立了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近年来,在上级的推动下,以县(市)司法局为主体建立了专业调解委员会,如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医患人民调解委员会、物业调解委员会、征地拆迁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等,同时随着社会发展,矛盾纠纷呈现复杂、多元化特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联动相关制度也相继建立,诉前调解、行政处理前调解、检察院公诉前调解等相关制度都在进行中,目前还没有这些产生的法律依据,都处于探索前沿,但是这些组织基本没有人办公,日常工作基本在司法局,但这些组织至今给人的感觉好象是临时机构,我觉得应该把人民调解组织设到县(市)级,建立县(市)人民调解委员会,日常办公设在司法局,这样才有人实际开展工作,其组织产生形式可参考考仲裁组织建立,这里由法律专家来研究县(市)50人以上的行政、企业、事业单位都应该建立调解委员会,50人以下单位要明确调解员,也可以几个单位建立一些联合调解委员会,  使调解深入到社会的每一角落,使90%以上纠纷在调解组织内解决。县、乡镇、及各村人民调解组织当然不能全面完成基层法庭工作,还要把仲裁庭设到县,调解不成功的,提交仲裁庭仲裁.这里县级仲裁庭组织、职责仍然由法律专家研究。这样,我国的民事案件基本上是就人民调解和仲裁来完成,极少部分通过法院审判。

当然,调解、仲裁效力的最终裁判权是法院,法官维护法律的神圣与威严,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不再以国家强制力来实现人们的“自愿”,只有在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况下,最后才来审判,成为人民调解的后盾力量

在这里笔者提到的仲裁,仍然应该是调解的高级形式,对于调解不成的案件或当事人直接提交仲裁的,要先签订仲裁协议(当然包括调解工作人员做工作达成的仲裁协议),并自愿接受仲裁的,仲裁庭才裁决,是一种准司法模式。调解是我们中华民族讲道德、讲道理、讲感情化解纷争的方式,他符合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心理,我国法院的调解工作也被誉为“东方经验”,只不过他由国家强力机关来实施不相符合,与法治国家不相符合,应该归还社会,实行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国家审判权从终极上把握。一件民事争议,法律权利判别归谁,是多少;从道德、道理、感情上又归谁,是多少,是不尽相同的,在并非敌我矛盾情况下,法律权利又可在道德、道理、感情进行协调的。 我们要感谢伟大的孔仲尼先生,他把“爱人”作为自己理论的重要原则,在人际关系中崇尚“礼之用,让为贤、和为贵”的处世哲学为调解提供文化土壤,并得到不断传承和发扬至今,形成了现在的人民调解。他提出了“无讼”的和谐社会理想。人民的调解工作者正为之孜孜不倦地工作。现在孔子学府320多所,在世界各国遍布建立。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聚会巴黎,并发表世界顶级学者观点《巴黎宣言》:“人类要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中国古代去吸取儒家智慧”(摘自《贵州:儒学在中国西部的沃土》)。

这样,我国的人民调解就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民调解制度就可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的积极因素被激活,基层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通过调解组织基本在“无讼”状态下解决,在“法”的前提下,把中华民族文明的“德”、“理”、“情”进行融合,实现纠纷的圆满解决,去构筑一个讲法律、讲道德、讲道理、讲感情的美好中国,促进我们社会发展的和谐、文明、进步,人与人之间互谅互让,和谐相处。 这样,我们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人民调解这枝“东方之花”,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发展进程中,在中国大地的千年文明的沃野上,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这枝奇葩开得更加娇艳。

四、用法、德、理、情,构筑调解工作理念探讨

宋代包公制三铡刀惩治贪官污吏,威震天下,被称为“包青天”,封建衙门在升堂审理案事时“惊堂木”,朝案桌上急落直下,"啪"地一声响,公堂上威武的吆喝之声随之而起,威严之声震荡公堂,把堂下之人吓得心惊肉跳、魂飞魄散。 法治现代化从西方引进了“法槌。 深色的法袍、庄严的法槌,法槌敲响体现了法官的职业、庄庄性的权威性。给人的心理上的撞击是法律的神圣,公平正义。但人民调解是疏导,化解矛盾的,是对当事人进行法律、道德教育的,是预防纠纷的,用什么来传载这一理念,于是我创制了法、德、理、情四字杯,用于引导、化解纠纷, 法、德、理、情 ,说到浅,就是人人能懂,说到深,则高深莫测。一个讲法律、讲道德、讲道理、讲感情的社会,就是一个美好的社会。 法、德、理、情当之无愧成为我们调解文化、理念。    

(一)法、德、理、情关系

作为治理国家的核心地位,为世界公认。人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打开浩瀚的中国法制史,我们看到秦朝,用法律实现了中国的第一次大统一,但秦朝也因严刑峻法,让陈胜、吴广进亦死,退亦死,不如起而反之,天下云集响应而结束,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野蛮法的一部法律。中国令人向往的社会应该是唐朝,那时定的《唐律疏义》,影响世界各国,主张以法治国,道德教化,德主刑辅,实现了贞观之治。中国历史各个朝代也基本推行法治,但基本是“王法”,也就不与点评。当代西方世界以美国为首的民主法治的“普世价值”,“人权”则充满着虚伪、欺骗,只是用于欺骗人民、颠覆别国政权而已。但法律具有统一人们的行为规范,公平正义特性成为世人所向往。依法治国是历史发展潮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写入我国宪法,是我们的国家目标,为全国人民的核心价值理念。

    ,即道德,是指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评价人的行为,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动规范的总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道德观念。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发展、生活中,形成民优秀的道德品质、优良的民族精神、崇高的民族气节、高尚的民族情感以及良好的民族习惯的传统美德.有的概括为十大美德:一是仁爱孝悌 ,二是谦和好礼,三是诚信知报,四是精忠报国,五是克己奉公 六是修己慎独七、是见利思义,八是勤俭廉政,九是笃实宽厚,十是勇毅力行。这些得到不断的传承发展至今,现在形成了八荣八耻道德理念。  

    理,是事物的因果关系,也就是常说的道理,是实事求是。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中国革命成功,邓小平以实事求是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最讲实际,不在乎空白理论。我们调解纠纷,当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事实为依据化解矛盾。

情,中国的理论认为人是情性的动物,与西方认为人是理性动物不同。人与人,人与自然充满着情意,和谐相处。父子、兄弟、同事、朋友、同学、邻里都充满情意,人与动物、与山水也充满情意,我们只赞颂情意融融的温暖世界,冷酷无情那只是地狱。在西方,父子吃粉,各付各帐,没有人情冷暖,虽然他们也赡养父母,但只是认为履行法律上的义务,夫妻之间是契约关系,人与人之间是赤踝踝的金钱关系。

在这里,我把法、德、理、情比做一个人,法则构成这个人的骨架,德则是这个人的灵魂,理则为身体系统的有机统一,情则构成人的血肉。法、德、理、情有机统一的人,才是健康的人,社会才是健康的社会。

      (二)用法德理情正确解决纠纷

    1、用法德理情正确引导纠纷化解

我们调解纠纷,化解矛盾,需要在法、德、理、情找出问题所在。法律意识淡薄者,用法律跟他浇灌,让他们明白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道德低下者,教他学会为人处事,对他们进行思想品格、修养教育,帮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于不明白事理,有的甚至认定死理,我们就要为他理清是非曲直,疏通脉络;有的感情淡漠,甚至认为人生没有意义,我们就要为之点燃感情之火,让他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完全不讲法、德、理、情的人,在本质上就不是一个人。

   2、用法德理情引导纠纷当事人树立正确的权利观、金钱观。

民事纠纷,需要解决的是权利的取舍问题。往往就是解决钱的问题。我们吃、穿、住、行离不开钱,我们为钱而辛勤劳作,我们想吃得更好、住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一点都没错。但我要说的是钱不在多,够用就行。我的需求不仅是物质,还有精神上的需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即是符合法、德、理、情。“鼹鼠饮河,食不过满腹”,“广厦千间,夜眠八尺”,人赤条条地来到这世界,又赤条离去,又何必无止境地贪婪。有一个故事,有个人挖到了一坛金子,拿去跟庄园主买地,庄园主一看那么多的金子,也不知要多少地,就说你从日出跑到日落,圈出多少地就是你的,这人于是从日出拼命地跑到日落,到庄园主面前说,你看我跑那么大片的土地,然后倒下,死了。庄园主埋了他,只花了五尺之地。金钱对于人生的意义,并不能以多少来衡量,关键是其中含有多少爱意和善念,感受别人给予的爱,接受别人的爱心馈赠,何尝不是一种存在的价值呢?有一首歌叫《钞票》“…有人为你卖儿卖女,有人为你去坐牢,…  钞票,你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 当下我们的社会,物质建设达到了一定程度,但道德却走到了十字路口。120“不交钱不发车”;跌倒的老人没人敢扶起;车子压伤的孩子在路上没人救;只要有钱,可以买个美女做老婆;公公奶奶,只要看见钱眼睛都绿了。公民的道德建设已迫在眉睫。

 

3、用法德理情引导化解有问题总是责怪别人问题

我们解决纠纷,需要解决的是法律责任问题。我记得创世纪有一段话:夏娃偷食善恶树上的禁果,上帝责问他时,他说:您赐给我的女人(亚当)把这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这段话揭露了的一个特质,有问题总是责怪别人,甚至是上帝。这就需要调解者引导当事人多责备自己,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反省自己,自己哪些方面做得不对,不妨我们自己去回顾自己十年前的种种计较,今天是不是觉得好笑。若十年后反观今日的争执,应会莞尔。由此可知对于时间每个动点上争执,只会徒增我们的烦恼而已

    4、用法德理情引导解决“一念之差”行为。

    道德要求人们修身养性,具有良好的情操、品格。其实大多数的违法犯罪,往往是一念之差,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身限囫囵,事后悔罪,但为时已晚。调解在成功与否也在当事人一念之差。善恶在一念之间,扭转这一念之差需要调解者对当事人进行法律、道德浇灌,这往往需要长期的教化过程。

(三)法、德、理、情在调解工作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

在法、德、理、情中,法律无疑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大家都知道,案件调解不了,最终结果将是法院审判,根据案件事实,依据法律条文的规定,人们会预知判决可能的结果,根据可能判决的结果,如果没有大的损失,当事人会选择妥协让步,避免费时费力的讼累,当事人往往会选择调解。调解是当事人自愿处分民事权利的行为,这个权利源自于法律,因此调解的终极力量是法律。这就要求法律具有最高权威,且必须公平公正,天下众生平等。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有诉讼调解制度,动用国家审判权对民事权利进行“自愿”处分,公民的合法权益就没有得到保障。以我近30年的调解工作,大体体会是弱者更容易接受调解,这是因为:一是弱者经济能力差,无力承受诉讼奔波、费时费力;二是弱者人脉关系少,案件从不同的角度,往往会得到不同的结论,两者相害取得其轻,两者相利取其重。只有法官严格执法、忠于法律,法律权威真正树立,成为人们的仰望,人民调解才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德,是人们行为的规范,对人们的思想行为的是非评判,善良与丑恶、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高尚与低下…,

与我们解决纠纷密不可分。如忠,每个人对国家、社会及自己的职业是否尽职尽责,由此而产生的职责责任;孝,对父母、长辈的孝心,“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对于我们调解赡养纠纷、年轻当事人与年老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有帮助;诚信待人,诚实信用对于我们解决合同纠纷,商业交往问题有帮助;仁爱对于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人际社会关系矛盾有帮助。我们爱自己、爱社会、爱工作、爱国家,积小爱成大爱,大爱无疆;我们中华民族提倡宽容、包容,海纳百川国;我们主张善良、做善事,积小善成大善;我们讲文明、守礼仪,我们是礼仪之邦;我们崇尚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人,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我们中华文化悠久灿烂,中华道德源远流长,厚德载物。

   理,是我们的客观存在,有因必有果,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事物具有多面性、多样性,矛盾具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我们要透过表象看到事物的本质。我们调解者要以公平、公正的心态去公平公正地解决问题,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正知正见,公正无私。

情,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爱、恨、情、仇,有千古写不完的故事,我们淡黄子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中国情结,父子情、同学情、同事情、朋友情、战友情、…,数说不尽。人们需要别人温暖自己,自己也要去温暖别人,人生才有存在的意义

在我国,长期存在以法治国,以德治国,以人治国的争议,法律具有统一全国意志、统一行动的属性,自然成为核心,德则是文化、精神层面的,是灵魂。而这些都是要人去实施,而人是有感情的,有个人意志。我并不否定个人智慧,但国家建立在个人智慧上是危险的。纵观中国历史,法家治国往往是成功的,但法家人物的下场多是很悲惨例如商鞅被车裂、张居正被抄家,家破人亡,说明在我国纯法治行不通。德是精神、文化上的,需要法律作为载体,法律与道德是相辅相成,而不是排斥对立,在实施法律、道德教化的人要充满情意。要爱国家、爱人民,正如我前面据说的法律是人的骨架,德是人的灵魂,情是人的血肉。有骨架,有灵魂,有血肉的社会才是我们需要的社会。

(四)调解工作者需具有法德理情素质

作为调解者,需要具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崇高的道德修养。同一句话在不同人嘴里说出来价值是不一样的,谁也不愿意听坏人嘴里说出的话。我调解时常听当事人说:看在杨所长份上,我就答应了。调解者需要有丰富的社会知识,自然知识,才会求得事实真相。作为调解者,必须深爱他的人民,献身于工作,献身于调解事业。关切他人的不幸而专注于拯救和安慰。当我们看到打架后相互拥抱时,看到夫妻破镜重圆时,看到轻生者重新燃起生活希望时,我们感到幸福。当社会万家灯火,一片祥和时,我们对这个社会做出了贡献。作为调解者,应该是法、德、理、情的统一。

(五)用法德理情对人性的分析

就人性而言谁也不愿承认自己是不守法的人,谁也不愿承认自己是不讲道德的人;谁也不愿承认自己是不讲道理的人;谁也不愿承认自己是不讲感情的人。即使是罪大恶极者,也是一样。但案情有的是践踏法律,有的是违背道德,有是的不合情理,需要我们去修补、矫正。但案件从不同角度,用“法、德、理、情”进行分析,也往往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作为调解者,一定要保持正知正见,客观公正地看待问题,在“法、德、理、情”中,任何案件都一定会找到恰合的解决方法。

(六)法德理情同样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

调解纠纷的方式方法有千百种,但“法、德、理、情”是调解工作的灵魂,用“法、德、理、情”来构建我们的调解文化。“法、德、理、情”,言简意赅,适合我们中华民族心理特征,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法、德、理、情”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同样适用于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样适用于中华民族的思想、理念。对于当前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我们的干部应该把自身建设成“法、德、理、情”干部,我们对待群众要讲法、德、理、情,把我们的群众思想改造成讲法、德、理、情的群众,把我们的每一个人思想改造成讲法、德、理、情的人,我们的中国儒家文明必定体会胜过西方的基督文明把我们的社会建设成讲法律、讲道德、讲道理、讲感情的社会,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法治的、文明的美丽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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