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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德理情的疏导调解与法槌下的庄严审判

2014-7-13 11:52| 发布者: 普法网编辑| 查看: 29964| 评论: 0|原作者: 杨昌明|来自: 黎平县司法局孟彦司法所

摘要: 2011年,我从事基层司法所工作25年,用自己调解上千件案件的成功与失败经验进行总结,调解成功归功于“法、德、理、情”四个字,同时受宋代包公制三铡刀威震天下事例启发,想到封建衙门在升堂审理案事时“惊堂木”, ...

    2011年,从事基层司法所工作25年,用自己调解上千件案件的成功与失败经验进行总结调解成功归功于“法、 德、 理、情”四个字,同时受宋代包公制三铡刀威震天下事例启发,想到封建衙门在升堂审理案事时“惊堂木”,现代社会法庭审案使用的法槌,于是自制道具,制作“法、德、理、情”四字杯,在调解过程中,对当事人进行讲法律、讲道德、讲道理、讲感情,在温馨的喝茶环境化解矛盾,实现事息人和谐相处的一种新型调解教育方法此法得到贵州省司法厅、黔东南州司法局、县政府和县委政法委的充分肯定,目前正在全县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推广之中(贵州司法行政网《司法动态》)

    在工作实践中,我又不断丰富,由实践上升为理论,写了《用法、德、理、情,构筑调解工作理念的思考》(贵州普法网“工作研究”)。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法、德、理、情之下,法、德、理、情包含了所有的社会人际关系,几乎所有的案件都在法、德、理、情找到解决方案,由人民调解解决案件对当事人进行讲法律、讲道德、讲道理、讲感情的疏导化解矛盾,想到法庭审案使用的法槌,以庄严的仪式上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结合现实,对人民调解的地位及作用, 依法治国条件下诉讼调解的弊端,及新时期对人民调解的发展进行思考,用法、德、理、情,构筑调解工作理念探讨,求教于同仁、专家、学者,望不吝赐教。

 

一、对人民调解的地位作用

          (一)人民调解的历史、文化渊源

我国的人民调解,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调解”作为纠纷解决的一种方式。是由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由基层小吏的乡老、里正或家族、亲族主管调解辖区内的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发展起来的,具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并得到不断的延续运用和发展。我国的人民调解,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中国文化中自古就有讲协调、平衡、中庸、合一,排斥对立、差异的传统。这种传统思维在国人的大脑中沉淀至今,使人遇到纠纷或争端,自然而然甚至条件反射地寻求调和。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儒家学说,把“爱人”作为自己理论的重要原则,要求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得理饶人”,在人际关系中崇尚“礼之用,让为贤、和为贵”的处世哲学为调解提供了人文基础。这也是调解制度之所以长久流传的深厚历史积淀。“无讼”是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的理想目标,“在许多坚持社会理想的人们心目中,对证公堂是鄙下的,为君子所不耻。”

调解的生命之源还源于其他一些沉积于民间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国人历来诉讼意识淡漠,遇到权益纠纷,首先想到找人调停,很少想到法院诉讼,这使得便捷的调解制度成为群众欢迎的形式;其次,人们还保留着传统的“家丑不可外扬”心理,使人民调解得以盛行。中国古代,统治者主张“息讼”,老百姓“厌讼”,使大量的民间纠纷通过包括家族族长的定夺、亲戚朋友的化解解决。俗话说“一场官司十年仇”,如果诉讼法庭,对簿公堂,则被认为把家丑外扬了,法官的介入被认为是外人介入矛盾,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家庭、家族成员,往往难以接受。即便现在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矛盾,发生纠纷,习惯于自行解决,或通过单位领导做工作,或通过人民调解员调停,协商解决,也不愿诉诸法庭。此外,由于封建时代贪官污吏对百姓的长期欺压,百姓对官府总是充满着恐惧心理,如谚语如:“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也使得人们不愿到官衙去打官司,而更愿意去请民间办事公道的人出面调解,避免官衙、讼师的敲诈。久而久之,调解成为民间解决纠纷的一种习惯做法而保留至今。

人民调解是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产生的中华文明,是我们的本土资源,并且溶入了民间的社会意识形态。由于人民调解是自愿、合法和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前提进行调解,化解矛盾方便(无复杂的诉讼程序)、快捷(随时随地,田边、路傍,甚至在餐桌上都行)、经济(不收费),被西方为“东方之花”

(二)我国现在的人民调解制度及发展状况

我国现在的人民调解制度是古代的民间调解的传承和创造性转化。新中国确立了人民调解制度,1954年,《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的颁布实施,在1989年国务院颁布《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这进一步推动了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2011年,通过了《人民调解法》,以法律确立人民调解地位。我国人民调解组织在实践中目前主要有三种形式:1、人民调解委员会;2、联合调解委员会。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调委会组成的联合调解组织;3、专门调解组织。即针对专门的人群设立的调解组织,如集贸市场调委会、国家重点工程工地调委会等等。近年来 还成立了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一些县市成立矛盾调解中心(也有的称疑难矛盾纠纷调解中心等)。它是依据《宪法》、《民事诉讼法》、《人民调解法》规定调解民间纠纷的法定组织,它的主要任务一是调解民间纠纷;二是通过调解工作宣传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教育公民遵纪守法,尊重社会公德;三是向村(居)民委员会反映民间纠纷和调解工作的情况。其职责是依照社会公德、法律及乡规民约等对一些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进行调解(前提是当事人自愿),最终使当事人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据官方统计,截止2000年底我国已建立调解委员会963万个,共有调解人员844万人,在2000年度, 共调解各类民间纠纷502万件,调解成功476万件,成功率为94、8%;防止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自杀27万件,涉及36万人;防止因民间纠纷可能转化的刑事案件57万件,涉及137万人。我国民事纠纷调解与法院处理的比例是12:1(80年)。下面我用自己数据说明问题,笔者所在的孟彦镇司法所,全镇共有16个村,1个居民委员会,19000多人口,2009、2010、20112012年,2013年,年各人民调解委员会共调解案件分别是78件、83件、92件、8878件(孟彦镇司法所年报),而辖区法庭(坝寨法庭)受理的孟彦镇区域案件分别是8件、10件、9件9件(坝寨法庭提供),8件,法院所受理的案件是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十分之一左右,从以上看出人民调解组织把大量的纠纷化解在基层, 人民调解制度确实对家庭和睦、邻里团结起了积极作用,结出了丰厚果实。

(三)人民调解的优越性

人民调解有着独特的优越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对纠纷的调解,是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进行,调解是自愿的,调解者没有裁决权,完全是凭自己的知识、威望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因为是自愿的,调解协议也易履行;调解节省了诉讼费、律师费、交通、食宿、误工、执行费,更重要的是节省时间;调解相对于判决来说,调解可以在法、理、德、情上,对自己的权益进行互让互谅,促进团结。人民调解尊重当事人的权利,不因调解而阻止当事人依法通过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人民调解制度极大地节约了社会成本,减少诉讼。调解协议相对于判决书来说,更具有人情味。人民调解实现了法、德、理、情的高度统一,是多么的美妙啊! 

(四)人民调解与构建和谐社会理念天然一致

人民调解制度、原则,竟然与构建和谐社会所理念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巧夺天工,高度一致。1、“民主法治”,人民调解组织由选举产生,使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发扬,在调解工作中依法进行,宣传法律、法规和社会主义道德,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维护法律;2、“公平正义”,调解双方完全志愿,纠纷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当事人之间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3、“诚信友爱”,通过调解,在法的前提下,把德、理、情的高度融合,在权益上互谅互让,在人与人之间培育诚实守信,增进团结;4、“充满活力”,在调解工作中,调解组织者,当事人、及其其它调解参与人,都可以提出纠纷解决建议,解决纠纷方式不拘一格,当事人的愿望得到尊重,才智得到发挥;5、“安定有序”,通过调解,化干戈为玉帛,实现社会秩序良好,民群众安居乐业;6、“人与人,人自然和谐相处”通过调解,实现人与人和谐相处,进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正是人们对和谐社会的美好憧憬。

          (五)对人民调解重要性的再认识

调解工作成效举世公认,功不可没,然而在现实社会中往往被忽视,因为调解发生在凶杀前、械斗前,纠纷萌芽阶段,是事物的量变阶段,而且调解是平和的说服、疏导方法,工作一般处于隐性状态;而公安的侦查破案、检察院的检察、法院的审判是在凶杀后、械斗后,是纠纷发生的结果,是在事物质变阶段,处于显性状态,看得见,容易引起重视。加上我们共产党的政权是“枪杆里面出政权”,更重视专政机关的作用。比如一件损害赔偿纠纷,在纠纷排查是被发现,得到疏导;或者发生了纠纷,得到及时调解,化解了矛盾,社会就处于和谐状态;如果案件得不到解决,以致酿成凶案,后果就不甚设想了。这就需要公安机关侦查破案、追捕,检察院提起公诉,律师辩护、法院审判、监狱收监等一系列工作,侦查破案、追捕,公诉,审判、办案所需费用,监狱人犯管理费用,以及这些人员的薪金,国家就要为这一系列费用买单,同时给受害者、加害者双方及家庭的伤害,社会公众对安全的心理负担,都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在这里纵使是百战百胜的破案高手,也是《孙子兵法》所说: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了;如果案件得到化解,凶案没有发生,“不战而屈人之兵”,岂不是“善之善者也”。百战百胜的破案高手是英雄,善于调解纠纷的高手同样是英雄!在这里,如果我把纠纷比着头发,人民调解则是梳子,公、检、法则是剪刀,梳子得天天疏发,剪刀只有在头发乱了没法疏、或到该剪的时候才剪!人民调解把90%以上的纠纷化解于基层,消化于萌芽状态,是社会安定的基石

下面我用点资料来说明:CENTER调查结果显示, 2008年初美国监狱关押着230万犯人,大约1%的美国人在坐牢.这在全世界都是最高记录. 美国是全世界犯罪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口是15亿(原文如此) ,服刑人数大约150万,是1‰,而俄罗斯总人口是14500万,服刑人数为89万人.是0.6%,中国每年经法院审判的犯罪案件约有40余万件,刑事案件的年发案率为2‰左右,是世界上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我国是全世界主要国家犯罪人口比最少,发案率最低的国家,美国100个人就有1个人正在坐牢,无法想象。相对比之下我们生活在人间天堂里,2‰的发案率也昭示中国的确是太平盛世!

    这些当然与我国优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5000年的中华文明有关,这里同样有千千万万处于第一道防线的人民调解员的法制教育、道德教育、预防纠纷,化解纠纷的功绩!

(六)被忽悠的人民调解

但对于长期在基层从事人民调解的我,调解经费却令我困惑,调解员必须培训,培训经费在哪里?调解工作例会、纠纷排查经费在哪里?调解组织表彰经费在哪里?调解员误工补贴在哪里?有时候我想组织联席解决纠纷,但误工补贴,伙食补助在哪里?这些经费完全取决于司法所跟乡镇请示,因乡镇领导的看法和注意力不同而不同,处于无保障状态。在我地村级,财政保障有支书、村长、会计,连各组组长每年尚有500元补助。而且调解又不收费,难道调解组织是神仙,不食人间烟火?例如我镇芒岭村调解主任石本昌,村内大小事都找他解决,纠纷基本不出村,在化解村民内部矛盾,确确实实取得了成效,但调解纠纷没有任何报酬,司法所每次见到他们都觉得惭愧,无以回报。2013年,黔东南州委、州政府虽出台文件,规定每县调解经费不能少于20万元,但本县只停留在文件上。国家应拨出专项资金保证人民调解工作的正常开展,拨出专款发展人民调解制度,从外部条件方面保障人民调解制度的正常运作,不应该只在有关文件中作软性规定,让这枝“东方之花”没有养料而枯萎。

二、依法治国条件下诉讼调解的弊端

(一)人民法院的诉讼调解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

及《民事诉讼法》对诉讼调解的有关规定

在西方世界各国,是没有诉讼调解的,我国法院的诉讼调解,为我国特有。 是因我国缺乏法治传统,人民法院在创建之初,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不得不从传统中吸取人民调解精华,而且在法制没有健全的条件下产生的,这种“调解型”的诉讼模式从某种方面说是我国法制建设在历史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在一定时期内适用于我国民事纠纷的解决。但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制基本健全的今天考虑,已呈现诸多弊端。“调审分离”是时候了。 

我国现在的基层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是以调为主,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调解作了详尽规定,基本内容是:(1)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对于能够调解的案件,应当采用调解的方式结案;(2)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 (3)调解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各个阶段。只要是能够调解的案件,人民法院都可以进行调解;(4)调解和判决都是人民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调解以判决作后盾,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但基层人民法院更乐意调解,这是因为调解是当事人达成协议,容易执行,解决法院“执行难”问题;二是调解不能上诉,提出审判监督程序也很困难,一般也没有错案责任追究,调解是基层法院的首选。我国基层法院基本上是把调解率作为法官、法庭的绩。

诉讼调解的弊端

在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中,法官担任着调解人和裁决者的双重角色 当事人即使不愿进行调解,一般最终还是接受,毕竟现在的调解者就是将来的裁判者,若不选择调解,可能会得到比调解更不利的判决结果。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经常会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向当事人施加压力,促使调解成功。这样就容易产生强制合意,在这种因素下达成的协议虽然也是当事人同意的, 但并非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体现,无法真实的反映当事人的自愿原则。表现在:(1)在压制调解和久调解不结的情况下,使得调解的息诉、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发生变化,演变为法官任意利用诉讼程序损害当事人权益的工具。(2)限制了当事人权利的行使。在诉讼当事人并非自愿基础上达成的调解协议,只有牺牲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法官通过种种方式促使当事人接受调解协议,即使当事人感到权益受到损害,但他无法通过上诉途径得到救济。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在受到侵害的同时,诉讼权利也受到限制。在实践中没有那个法官能把握每一个案件都有可能调解,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对所有案件都主动介入进行调解,使法官处于一个积极、主动的地位,对法官消极、中立、被动的地位弃之一边; 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 也就是说调解不要求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只要当事人之间直接、自行和解后由法院进行确认即可,这就为当事人之间恶意和解、损害案外第三人利益提供了可能。其次,在自愿原则的支配下,当事人可在诉讼任何阶段提出要求调解,一旦进入调解程序,势必将中断原来的诉讼活动,这样调解程序的任意启动,导致案件的诉讼程序缺乏连贯性,给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负面的影响。 

人民法院的审判调解制度,法官处理案件既当调解员又当裁判员,一身二任,导致审判权力膨胀,角色越位了,使得诉讼调解超越了当事人自愿的底线,也超出了法律的容忍界线,成了法官利用潜在的强制权去寻租,从中获得非法利益。如果法官从一方得到好处,你不同意调解,法官不判,长时间拖着你,累死你;你不同意调解,法官判决肯定不利于你,当事人不得不接受不公平的调解。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案件,达成的协议,是当事人自觉履行,基本不存在执行难问题,但人民法院调解的调解协议,也存在执行难问题,这也正是强制合意的结果。

诉讼调解有损于法律的公平正义

法律的公平正义在于保护弱者,弱者的权益受损害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解决而寻求法律上的救济,强势的一方运用诉讼调解对弱势进行打压,使得弱势的一方在法官和强势一方的双重压力下,不得不让步。如果不让步,法官说:“判决对你不利”;如果不让步,对方说“我将不予赔偿”。也就不得不“同意”了,法律的所有规定可以弃之一边,法律的公平正义弃之一边,只要“同意”,就案结事了。法院的调解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强者的天堂,弱者也只能“同意”了,穷人莫告状。

(四)人民法院的调解制度已成为人民调解发展障碍

前次我拿一件调解不成功的案子起诉到法院,法官对我说:“肉被你吃了,骨头给我们啃啊”,极不情愿地接下案子,相信和我一样的从事调解工作的乡镇司法所工作的同志感同身受。人民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最终维护者,不得不受理了案件,但案件是经过乡镇调解委员会或司法所调解了,调解不成功才通过诉讼解决的,法院调解当然不容易,要判决法官当然不乐意了。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如有违背法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纠正。但作为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组织之一的基层人民法院,他愿意人民调解组织发挥作用吗?人民调解组织把能够调解的案件都调解去了,到法院的也是骨头货,对于以案件件数和调解率作为法官业绩和各项经费挂钩的基层法庭 让调解组织发挥作用他们的案件件数就减少,调解率也会降低,所以他们会尽量限制人民调解委员会发挥作用,这是人性使然,所以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法院往往是鸡蛋找骨头,另辟溪径提出新的调解方案,使调解协议归为无效,使基层调解组织威信尽失。在人民调解发挥得好的地方,人民调解与法院分庭抗礼,法院的案件少,调解率也低最高人民法院从社会稳定大局出发,对于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的调解协议法律效力规定可以依法予以审查,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侵害国家、社会、他人的合法权益,就可以确认其有效。各地高级法院、中级法院也都与地方司法厅局制定一些工作联动性规定,内容基本上是调解协议书法律效力确认。但以我26的从事在乡镇人民调解委会指导工作实践,没有1件经过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由法院来确认的,全国各地相信也很少。这正是上级法院所希望调解组织发挥作用愿望,与基层法庭追求的案件件数和调解率相背所至。现在调解组织面临没有经费保障的困境,我想应该是负有指导人民工作的基层人民法院不作为,同时对纠纷的处理,政府一般认为是法院的事,很少主动关心所至。